|
史伯鸿
原东北农学院院长，省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省老科协顾问
摘要：由于长期以来，国家从农业方面取之过多，投入严重不足，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难题。中央一号文件为扭转这一局面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今后对待农业要有新的观念。凡是涉及三农问题时，首先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农民的利益。坚决改变以往牺牲农民利益，忽视农民权利，和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规划里，应包括解决三农的目标和措施。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利益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黑龙江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作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振兴黑龙江就不仅仅是国企的改造，如何用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规划老工业基地改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照顾到我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间的平衡关系。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振兴老工业基地重要目标之一，把有关的措施放进规划里。从国内外的历史来看，没有一个稳定、殷实的农村作为基础，想要建设繁荣发达的城市和工业是不可能的。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今后对待农业要有新的观念。凡是涉及三农问题时，首先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农民的利益。坚决改变以往牺牲农民利益，忽视农民权利，和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
一、农业的目前和过去
(一)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
经过几十年努力，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和绝大多数农产品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许多主要农产品总产量跃居世界前列，人均占有量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市场供给充足，告别了全面短缺的状况，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可以说，中国创造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跨越的世界奇迹。
粮食生产能力和安全水平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迅速增加到1993年的45000万吨，1996年突破5亿吨大关，1998年达5.1亿吨。。其主要原因是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每公顷产量由1949年的1035公斤提高到1978年的2532公斤，2001年达到4627公斤，比1949年增长了3.5倍。近年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400公斤左右，粮食增加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粮食储备量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中国成功地解决了近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国家自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快速增长，供给充足。目前，我国棉花、油料、水果、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位，人均棉花、油料、肉类、禽蛋和水产品等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还是农产品的净出口国。当今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吃得最好的时期。对中国的农业我们经常自豪的说：我们以占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可是在世界10%的耕地上由占世界农民25%的中国农民在耕作。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约等于美国100年前水平。也要看到部分的粮食产量是以牺牲环境为条件换来的，在甘肃一带，每年以150公斤的表土流失换取1公斤粮食。
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农业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由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始终没能正视和解决，使三农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江泽民曾说：提到农业“我常常睡不着觉。”朱基也说过：“我最大的担心是农业问题。” (二)中国的农业存在的困难
1.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八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200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一半，这相当于美国、法国、德国在1870年的比重。就是说就农业劳动力的比例而言，中国要落后130年。实现现代化，使农民富起来，就要把大量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和城镇里。这些基本国情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在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城市人口从占全国人口的30%达到70%，是靠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实现的，这一过程用了200多年时间；美国城市人口从30%达到70%是靠农村土地的兼并，用了100年时间。据估计，现今我国城市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37%至40%，要达到70%，既不能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又要在转移劳动力过程中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任务非常艰巨。
2.过去十年农业附加值在GDP总量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0年的27％下降至2000年的16.5％；按支出法计算，农村居民消费额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28％下降至2000年的22.6％。这两个比重明显下降，使八亿农民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也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3.由于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农民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处于劣势，城乡差别在扩大。长期以来农民只被要求尽对城市居民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义务，而自身的权利被严重忽视。入世以后面临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农民和农业地区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4.中国农民负担过重，是少数还在征收农业税（每年500亿）的国家之一。城市职工年收入超过9600元的部分才开征个人所得税，农民不论收入多少平均要缴税率为15.5%的农业税。有学者曾经做过统计，发现这样一组让人备觉尴尬的数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税赋37元；而中国农民人均税额146元。
5.农民增收难，城乡差别扩大。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6倍，是世界上最高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不公平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阶级冲突、社会动乱和武装政变。
6.我国1999年以来，粮食连年减产，2003年的粮食产量是近年来最低的，只有4.420亿吨，可耕地大量流失，从1987年到2001年按保守的统计，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00多万亩（相当于黑龙江耕地面积的24%）。农民增收困难，种粮的积极性受挫，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明显下降，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降至2000年的286.5元，累计下降了40%。结果引起粮价的大幅上涨。
7.历来农民的政治权利被漠视。农民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里拥有的比例席位：1993～1998年度，在全体2,978名代表中占有9.4%；1998～2003年度在全体2,979名代表中占约有9%。难得听到来自农村真实情况的及时地反映。
(三)农民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农村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是有历史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长期以来是靠农业来积累资金。我国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所需的资金以及抗美援朝的军费开支，主要靠农业来积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自农业的大量资金用在工业建设上。中国农民换取一台拖拉机所用的小麦，在日本可换到4台同样的拖拉机。大量资金不断从农业流失，使得农业长期以来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不能有较快的发展，农民也只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自建国初到1978年，农业为国家积累的建设资金，如摊到每一个农民头上，约为2000元/人。五口之家就达一万元。如果国家对农民的牺牲给以补偿，则广大农民群众本该是先富起来的万元户。
又有统计表明，在１９７９年—１９９４年的１６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１５０００亿元的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１７５５亿元，各项支农支出３７６９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约１２９８６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总负担高达８１１亿元，是改革前１５５亿元的５．２倍
(四)农民们正常的求富心里曾被看成是自发地走资本主义道路。
长期以来一直遵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指导思想，农民的权利和利益被严重忽视。其结果人民公社制度阻碍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学者研究的结论是，如果将1952年农村生产率定为100，1978年仅为71。就是说，经过20多年合作化、公社化、学大寨，中国农村生产率反而大为降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前苏联，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结果，使苏联的粮食产量直到1948年才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公社制度早已结束，但经济的二元结构，对农民的多种歧视还在，农民还不能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
二、几个一号文件的出台
(一)从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到1986年第五个“一号文件”，堪称一个连续的冲破体制、解放农民的过程。
它们先后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离社不离土———分田单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离土不离乡———乡村非农经营），从乡村社会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进城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在解放农民生产力的同时，向农民开放发展空间和改善发展环境的过程。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二)80年代农民从公社或解放出来的好处，不久就被迅速膨胀的政府机构所吞噬。
1979年我国在编机关干部279万人，1989年扩大到543万人，1997年党政干部总数达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全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干部(不包括教师)，就高达1316.2万人。
我国历代民与官的比例是，西汉7945∶1，唐朝2927∶1，清朝末年911∶1。近10年来，民官比例已经缩到40∶1。例如，湖北襄阳县1993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为16667人，2000年达到34699人，7年时间增长了1倍多。经济越欠发达的地区，民官比例越小，中西部地区财政供养比例达到18：1。陕西省黄龙县全县平均9个农民养一个财政供给人员。“农民减负的根本在于减官，而这恰恰是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各级政府必须直面和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举个例子：一个30万人口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的外交部没有对口单位，其余是应有尽有。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这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盖办公楼、住宅楼等。他们中的有些人要吃要喝不能满足时，就要乱收费。只要有这么多的人存在，‘三乱’就不可避免。中央下决心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同时，要认真研究并采取措施，解决县乡甚至是村一级机构臃肿的问题。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在其他国家是罕见的。欧洲的每头奶牛每天可得到政府2美元的补贴，全世界农业接受政府的补贴每年达3600亿美元，每天就有10亿美元。发达国家面临的是政府财政为农业补贴而负担过重。
(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昭示了观念上的转变，解决三农问题进入了一个标本兼治的新的时期。
文件里规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给种粮户以直接的现金补贴，良种补贴，购买大型农机具补贴等。从农业积累工业化的资金，工业化初期出现城乡贫富两极分化，这在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都发生过的。但是当人均GDP达到400美元时，（相当中国的1984年）各国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在中国由于对农业的认识上有一些误区，长期以来得不到纠正，以至一些根本性的、长期性的、不能立竿见影的措施被冷落，长期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社会发展缓慢，贫困人口和文盲也集中在农村。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农民自身的过错而是国家对农民索取过多，给予太少。没有认识到在实现工业化以后，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经由工业补偿农业的阶段，农业的发展必须以保障而不是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长期以来观念上的陈旧,我国对农业的反哺和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相比，要大致晚了20年。以至使得今天三农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
三、有待转变的观念
对农业的一般认识方面还要考虑到：
(一)农业是弱势产业。也是高风险产业。
农业是弱势产业，比较效益低，用于农业的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水，如投入到工业或其他产业上，所产生的效益可能是农业的几百到几千倍。所以如果没有政策的特别保护，农业很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牺牲品。农业除了市场风险外，受自然条件如气候及病、虫害等的影响和制约也远高于其他产业，而千家万户的农民抗风险能力在没有政府的支持下几乎等于零。在美国,农民可以加入农业保险，50-80%的保费由政府补贴。这样农民大体上可以有稳定的收入。国家只有加大投入，才可能使农业作为弱势产业的局面得到扭转，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
(二)现代农业是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
一切最新的科技成果都在农业中发挥了作用，空间技术的最大受益产业是农业。现代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工业，农民收入高于工人。因为每个农业劳动力所用的装备投入要大于工业。在美国,汽车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所用的装备为5万美元，一个农业工人所用的装备则达15万美元。我省大西江农场引进的450马力的拖拉机组，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有像飞机一样的自动驾驶功能。10个人的机组成员操作，可耕作4-5万亩地。抗灾能力增强，产量稳定，质量提高。机组的投入800万元，4年回收，可使用20年，与过去的农业机械相比，每亩地收费要减少十块钱到十五块钱。农业既然需要高投入，对改善农业的投资环境也要像高新技术产业一样给以关注，以吸引资金和人才。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解决下岗工人社会保险的同时,也应一并考虑农村的社会发展。文革前每个乡镇都有好几个农学院毕业生，农场生产队配有农艺师，农机师和畜牧师，现在基本没有。韩国为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提供相当于100万元人民币的政府贴息贷款，鼓励他们到农业第一线创业。
(三)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应由立法来保证。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非常重要，为解决三农为题提出了新思路,国家又给黑龙江免交农业税的政策。但支农不能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而应上升到法律高度。国家应制定法律，在农村社会发展：教育，卫生，交通，等方面的投入，在农业科研推广和培训，农田基本建设，粮食安全储备，对灾害天气和病虫害防治，农产品市场信息等方面给农民的援助，做出明确的规定。美国农业的高度发展，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外，主要归功于70多年来的一系列农业保护政策。从1929年农业销售法案起，美国前后已制订并实施的农业法案多达25个，每个法案都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进行农业政策的调整,每个法案基本上都是在前一个法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而实施的。美国一系列农业保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立和稳定了美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也为新的农业保护政策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出乎大多数人意外的是，美国联邦财政经费支出次于国防部的就是农业部。美国农业部和任何国家一样宏观上要实施国家的粮食（食品）安全战略，而美国农业部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对农民的支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千方百计的从各个方面来保证农民的收入。
(四)教育是社会公平的起跑线。
农村教育的落后状态，使得农村在发展中远远落后于城市。美国在1862年通过了赠地法案，由政府拨出一片土地，以土地的收入用来举办公立大学，使得上不起私立大学的农民和农民的子女，也能接受高等教育,这个有远见的法案奠定了今天美国强大农业的基础。教育经费应向农村倾斜，改变农村教育的单一升学模式，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五)中国不可能是粮食出口大国。
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大有改善。从长远看，人口增加，耕地减少的趋势无法逆转。粮食安全也要有新的观点。粮食少了固然不行，但多了储存保管成本很高也不行,要靠一定的贮备来调剂余缺。我国是耕地和水资源都匮乏的国家。没有条件成为粮食出口大国。生产一吨小麦需要100吨水，在中国需要1000吨水，进口1000万吨小麦等于同时进口100亿吨水，可减轻我国的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将一部分不宜种粮的耕地还林还草，或腾出一部分粮田发展劳动密集和高附加值的园、畜产品以供出口，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国际粮食市场每年上市的粮食为2亿吨，对国际粮食市场应该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如每年进口粮食消费量的5%即2500万吨是没有问题的。历史上粮食出口国对另一个国家粮食进口的商业性封锁还从来没有成功过。世界各国的粮食基本上都追求自给，进口的部分主要是饲料粮，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只有40%。相对来说，我国的石油供应更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即使一旦粮食出现危机，将一部分休耕地恢复种粮，也足以应付局面。
(六)全社会都要转变观念，善待农民。
三农是横在我们面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绕不过去的难题，它应该解决也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不能只靠政府的努力，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转变以往忽视农民利益和权利的旧观念和做法，善待农民。
(七)黑龙江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利的条件。
1.现有耕地面积14268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7.6％，人均耕地面积3.75亩（农业从业者人均耕地面积19.2亩），高于全国人均1.5亩的水平，总面积和人均占有量均居全国第一位。 2.黑龙江垦区面积占全国国有农场面积的一半，全国省间调动的商品粮，每年差不多500至600亿斤，而黑龙江垦区提供的商品粮占到其中的四分之一。充分利用垦区机械化程度和管理水平高的优势，用油点扩散办法，带动农场周围的农民、农村，逐步实现城镇化。
中央一号文件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有利条件，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可以有许多重要的措施，但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农村落实普及九年制教育，然后是普及12年制教育，以提高农民素质。这项工作不论难度有多大，时间要多长，一定要抓住机遇，全力推进，毫不动摇。要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规划中明确规定要实现的农村教育目标和完成的期限。所有其他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其效果大小都取决于农民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并在这基础上，创造能使人才根留农村的条件，使农业和农村的面貌逐步能有一根本的转变。
作者：史伯鸿，教授，原东北农学院院长，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和黑龙江农业工程学会名誉会长。80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学习考察农业和农业教育。回国后在担任东北农学院院长期间，努力使高等农业教育适应现代农业需要，推动我省农业发展，被授予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现为省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省老科协顾问。
通讯地址：文敏街9号。邮编150001。电子邮箱：bohong@public.hr.hl.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