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19日，由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全国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中国科协副主席徐善衍在会上指出，抓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实现全民科学素质提高，必须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

    让科普结合公众生存与发展

    徐善衍说，科学技术的传播普及只有与人们关心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相结合，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他指出，近十年来，我国在城市社区开展了形式与内容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上海、沈阳、广州、昆明等城市都办起了社区科普学校，经常举办各类讲座，受到了居民的欢迎。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其活动内容与群众的衣食住行、子女教育、身体健康等密切相关，在形式上有很强的科学文化传播的互动性。

    科普工作也包括技术传播与普及活动，但十几年前，在农村开展科普是否包括技术普及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徐善衍强调，在农村坚持移风易俗，推广实用技术，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已成为农村科普工作的“抓手”。

    把科普纳入教育计划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意见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教育。担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徐善衍认为，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公民整体科学素质的提高。

    徐善衍说：“我们注意到，美国提高国家竞争力、建立创新体系，是把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放在第一位的。我国也早已明确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问题是如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来适应这个目标。我认为，国家要下决心真正解决全国范围内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加大力度发展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积极探索高校招录方式的改革，坚持这样的教育体制改革方向，无疑将更为有力地推进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营造。”

    “科学文化的传播，本质是教育，是面向全民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不是一两个单位和几个部门就能承担起来的，也不是通过举办一些活动和培训班就能完成的。全民的科学文化教育，应该是一个庞大的技术工程。”徐善衍在几年前参与了《科普法》的制定工作，他指出，作为世界第一部《科普法》，其核心思想就是动员全社会参与科普的实际工作，接受科学普及的教育。

    徐善衍强调：“从事科学传播、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仁，应当抓住机遇，把部门和个人的工作纳入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之中，纳入到各种形式的全民素质教育计划之中，把全民科学文化的传播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不可忽视科普的文化价值

    徐善衍指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必然存在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这是每一个国家在技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过程中都必然要经历的。

    “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对传统文化要么捧起来、要么打下去的思潮和做法反映出中国现实文化不够成熟。”徐善衍指出，封建等级制度、长期的官本位形成的唯官唯上的观念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难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因此，在今天大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工作中，要批判抛弃延续至今的封建残余意识。徐善衍同时指出，传统文化不乏光辉灿烂的成分，这些内容虽然产生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但它反映出的为人处事的准则和生活哲理以及先人们的智慧，要继续继承和弘扬。

    徐善衍说：“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就是要在群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而这些内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缺乏的。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不仅具有第一生产力的经济价值，也有其不能小看的文化价值，而且后一种价值的核心表现为重要的民族精神和敢于创新的思想。”

    突破科普的理论瓶颈

    徐善衍指出，多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的理论工作者们做了很多工作，成绩很多，但也存在问题。比如，2005年全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与上次相比，就出现了起落幅度较大的问题。“很多人对这种调查的客观性、科学性以及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调查的标准问题始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什么是公众科学素质提高的标准？我们现在按照美国芝加哥科学院米勒教授提出的‘公众理解科学’三条标准的三个‘基本了解’（对科学技术的术语和概念达到基本了解，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对科学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来衡量全民科学素质，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够的。公众科学素质提高的标准是他的创新精神、科学态度，我们在这里很难衡量。”

    “在国际上发布的比较发达的49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能力报告当中，中国排在中后的位置。其中，国民科学素质这一项是拖了后腿的。在国内，对科普的理性思考和理论建树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徐善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