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一直活跃在科研一线。但记者第一次和他打交道是听他的科普报告。那次，他是给中关村地区一些退休科研人员讲退化的生态系统如何恢复。报告人讲得认真，听众也听得投入。报告完毕，他还被老人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包围在讲台上。

    后来，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与很多忙碌而“沉默”的科学家不同，蒋高明经常通过大众媒体宣传生态保护的科学观点，除了接受采访还经常自己写署名文章。他不仅在很多高层次的论坛上演讲，还走进社区、大学、中学向公众普及生态学知识及新进展。而这些事情，在很多科研单位似乎都是退休科研人员的“专利”。

    蒋高明认为，一线科研人员做科普的优势是“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告诉公众”，而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已有的知识。“比如我们做草原生态恢复，一年中，我去了17趟草原，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牧民家里，而很多退休人员可能没有这个精力，所以这些一线的东西他们难以得到。”

    一线科研人员做科普的劣势是时间上会有冲突。一位一线科研人员曾告诉记者：“把研究工作‘翻译’成大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太累人了，我通常是要招研究生时才到大学去做科普。”蒋高明则认为，处理好了照样可以科研科普两不误。他说自己做科普不觉得很累，因为养成了习惯，做研究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搜集一些图片、事例和数据。但他也觉得，对于一线研究人员做科普，搞硬性规定恐怕不行，因为很多科学家“能做不能说”，“还是需要鼓励时间相对宽裕的退休人员多做这些事”。

    蒋高明还指出，另一种科普形式就是让公众进入研究所，比如让一些中学生参与科研，和硕士生、博士生一起做一些实验。在蒋高明的组里，清华附中的侯荀同学从高一开始参与防治内蒙古沙尘暴的实验。2005年，他获得了北京市“明天小小科学家奖”。蒋高明介绍说，侯荀是由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推荐到他这里来的，这个俱乐部是由国家天文台的王绶琯院士发起的。

    蒋高明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因为热心科普而受影响。他告诉记者，自己肯定还是要以科研为主，将主要精力用在科研上。在连续五年的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评价中，他带领的研究组成绩不错，两次绩效得A，其余都是B。“而且我觉得，前沿的研究和科普结合，效果很好。比如我在外面作一些报告，观众提的问题往往有助于我的研究。”

    蒋高明说，目前做科普工作是得不到绩效考评上的支持的，顶多是意见被决策者采纳后可能对科研项目产生一些推动作用。他说自己喜欢做科普，既因为觉得和别人多交流是很愉快的事，也是出于“一点责任心”，“花了纳税人的钱，总要负点责”，不希望决策层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走弯路；而且意见如果被采纳，自己会有成就感。

    国内同行中像蒋高明这样做的不多。他认为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看不上”，觉得这个东西很浅显。“我倒觉得，如果面对不同类型的人，你都能把研究成果解释清楚了，这是需要一定‘内功’的。科研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你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跟别人讲明白呢？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能用浅显的语言把复杂的工作传播给公众。”他还说，尤其像生态学这样的学科，和社会实践关系非常密切，更需要和公众拉近距离。

    蒋高明说，国外同行比较关注科普责任。“我在英国的老师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亲自参加中学生的野外活动，教他们辨认植物，还带我们参加社区的活动，我也深受他的影响。”

    蒋高明还指出，英国的环境建设做得很好，科学家在其中承担了很大责任，他们把最前沿的理念灌输到社区，告诉给决策者。他非常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内同行能及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告诉给公众。“搞大伦敦规划时，很多大学的学者都是非常活跃的。假如北京的城市绿化也有一批很活跃的科学家在这里面起作用，就不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